两人辗转来到城里，小混混在工地做事，闫宝娣在餐厅当服务员。
包工头的闺女看上了小混混，小混混想甩了闫宝娣，闫宝娣不肯，包工头就找人贩子把闫宝娣拐卖了。卖到偏远的公路边上的汽车旅馆。
闫宝娣开始了在汽车旅馆接客。她没想逃跑，觉得这样的日子也不错，有吃有喝有住，躺平了就能赚钱，偶尔有兴趣特殊的客人也不要紧，她从小被她爸打到大，很皮实，扛得住。
但后来闫宝娣还是动了心，一个年轻的货车司机，长得平头正脸，比其他客人温柔，还会问她累不累，只是这样就已经足够让她新生爱意。很巧，这个男人也姓高。
做了几回生意后闫宝娣就不收对方的钱，还倒贴，直到两个月后她确定自己怀孕了，于是在年轻司机再来的时候她央求对方带她走。
年轻司机拒绝，转头就走。
闫宝娣死皮赖脸地上了车，说司机要是不带走她她就喊人，把旅店老板喊出来，告诉旅店老板他要强行带她走。闫宝娣光着身子，内裤都没穿，看起来确实像被强行带走的。
司机不敢得罪有点背景的汽车旅店老板，只能咬牙切齿地答应。闫宝娣高兴地上了车，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可能在幻想以后一家三口的美好生活。
半年后，闫宝娣大着肚子出现在京津运河边上，浑身赤裸，淤青遍布，腿上、腰上还有几个脚印。周围有男人对她吹口哨，但没有一个人上前，当时没有。
货车司机已经在另外一个城市，结了婚，娶了一个姓林的女人。
闫宝娣依靠给嘴和手给这一片的男人纾解，换得每日一碗粥半碗饭，几个月后艰难地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高飞。
她喘着粗气对好心过来帮忙的大姐说她要把儿子养大，当大老板赚大钱，但绝对不能娶姓林的女人。
她以为她已经受尽了人生苦难，但其实更多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她身材走样，想站街都没客人，只能一再降低价钱，甚至玩儿那些多数“同行”都不肯玩儿的花样。
闫宝娣和儿子住进了贫民窟里最破的房子，从一个病死的老乞丐那“继承”的，闫宝娣答应给他办后事。
繁华的城市里不是只有整整齐齐的高档小区和干净漂亮的写字楼。这样一个比工地临时房还差的小屋子就是闫宝娣生活和做“生意”的地方，床铺边上就放着锅碗瓢盆。
这门“生意”闫宝娣一做就是很多年。
每次有客人来，小小的高飞就会被赶到门外等着，面无表情地看着或年轻或年老的邻居们扛着散发着臭味的麻袋从他面前经过，有些人还会笑着跟他说“你妈又接客呢？有人愿意当你爹不？不对，搞了你妈的都算你爹！”
还有付不起嫖资的人会听墙角，一边听一边手上动作着，当着高飞的面儿。里面完事儿了外头还在继续，偷听的人得意洋洋。
有些客人癖好特殊，要让小高飞在一旁看着。闫宝娣就让高飞站在床边，然后笑呵呵地垂着嫖客胸膛，用故意捏细的嗓音说“你真坏，得加钱！”
高飞从茫然懵懂到害怕无措，从伤心愤怒到平静麻木。
过多的“花样”把闫宝娣的身体弄得更遭，任凭她一再降价也难找到客户。到最后愿意光顾她生意的就只有左邻右舍的男人，包括之前那些爱听墙角的，还一口一个“自己人”、“都是邻居”跟她讨价还价。
再后来，这些人都看不上闫宝娣了。
两个月没有“生意”，整整三天连馊馒头都吃不到的时候，闫宝娣拉着六岁的高飞到火车站去找一个经常带着孩子行乞的老头，那孩子前些天病死了，老头儿正在物色新“道具”。
闫宝娣把高飞往老头面前一推，说：“五千块。”
老头儿看着高飞摇摇头：“这孩子只是瘦，不缺胳膊瘸腿，不好使。”
闫宝娣双手握拳拳眼相对，做了一个掰东西的动作：“你可以把他弄残。”
老头儿还是摇头，“不行，以后被抓是重罪。”
闫宝娣：“那我便宜点？”
老头还是拒绝。
过了一会老头又说：“一年内他要是意外残疾了你还能来找我，我给你这个数。”老头在“意外”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还伸出干枯的手指比了个数字。
闫宝娣摇头，不划算。
没能卖掉儿子的闫宝娣很失望，在高飞细小的胳膊上狠狠掐了一把就走了。
高飞疼得浑身发抖，但没哭，捂着胳膊低着头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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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来皮肉生意的闫宝娣只能开始像其他人一样捡废品去卖，带着高飞一起捡。
后来有政府工作人员牵头对这一片贫民窟的民众进行帮扶，相关政策中有一条是要解决适龄孩子的上学问题。
这个计划的牵头人就是后来在敬老院种大葱和白菜的孙大爷。
高飞被送去上小学，高飞的母亲甚至借儿子的光得到了一份在小学烧锅炉的工作，但她不安分，试